北京大学作家余杰 ——《说，还是不说》
余杰，1973年出生于四川成都，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，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。他少年即扬名，大学期间创作了上百万字的作品，不到而立之年就出版了《火与冰》、《铁屋中的呐喊》、《说，还是不说》、《想飞的翅膀》、《爱与痛的边缘》、《老鼠爱大米》、《香草山》、《铁磨铁》等十余部作品集。
《说，还是不说》节选
我是一个口吃的人。
小时候，因为口吃，遭到同龄人无数的嘲弄。他们学着我口吃的腔调，快活地在课间休息时表演。我曾哭泣着奔回家，责问母亲，为什么、为什么生下一个口吃的孩子？母亲也陪我掉眼泪。
回想起来，也许是因为与病中的父亲的见面。那时我还在襁褓之中，父亲患肝炎，下了病危通知单。母亲抱着我到医院，隔着玻璃窗让父亲望望我。后来父亲奇迹般地死里逃生，但那次在死神阴影下的遥远的眺望，却撕裂了我对外部世界完整性的认识。尽管那时我什么也不懂，只有一双孩子的眼睛。鲁迅说的“于浩歌之际寒”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。从此，我成了一个沉默的孩子，偶尔开口，也会口吃。
我选择纸上的世界、笔耕的生涯，部分的原因是我的口吃。读汉代扬雄的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，读不懂。每句话里都有冷僻的字眼和艰深的典故，不可能完整、流畅地读过一句话。“寂寂寥寥扬子居，年年岁岁一床书。独有南山桂花发，飞来飞去袭人裙。”当我知道扬雄是口吃者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要用艰深晦涩的文字写作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。这是他对日常生活表达的困窘所进行的绝望的反抗。他一开口，便发现世界抛弃了他；他一落笔，便自觉地抛弃了世界。花开花落，循环的时间其实是由一处处的断裂组成的。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是口吃者写的两本奇书，也许只有口吃者才读得懂。在那些寻常人以为平坦如砥的道路上，口吃的人却体验到坑坑洼洼。
口吃是一种特殊的“残疾”。毛姆把它夸张为“生理和智力方面的缺陷”，口吃使他由虔诚的教徒变成了无神论者。毛姆从小父母双亡，跟着叔父一起生活。叔父是个五十多岁的单身的牧师，对小毛姆管教严厉，很容易便将教义灌输到他的心灵中。毛姆进了学校，由于受到同学们的嘲笑和侮辱，他发现口吃是多大的不幸。他在《圣经》上读过，只要信仰上帝，山也可以搬动。叔父曾说，这的的确确是事实。一天晚上，他拼命地祷告上帝，祈求上帝他去掉自己口吃的毛病。他的信仰是多么诚笃，入睡的时候，确信无疑明天早上醒过来定能同常人一样说话。他想象同学们看到自己不再口吃时的惊奇情形。第二天他欣喜若狂地醒来，却发现口吃依然如故。这一沉重打击使毛姆放弃了他的信仰。
与扬雄的策略相反，毛姆的文笔轻松自如，温柔近人。扬雄以口吃式的写作对抗口吃，毛姆却在纸上营造了一处娓娓而谈的空间。“我对痛苦的感受比我对生命中的欢乐的感受强烈，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错误。但要是没有我生理上的缺陷，有个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头脑，我并不反对再到这个世界上来重新做一世人。”
口吃当然不是自己的错，也不是父母的错，但它施施然地矗立在那里，越想回避越回避不了。好比一道门槛，你抬起脚来想跨过去，却发现它永远在前面，永远也跨不过。毛姆是英国作家中文笔最流畅的语言大师，他放弃了对口吃的矫正和掩饰，流水在大堤前翻涌着，汇集着，那么让流水寻求一条新的水道吧。韩毓海在他的精彩之作《口吃者说》中，把口吃称为“表述功能的某种工作状态”，我很喜欢这个中性的定义。作为一个口吃的人，我敏锐地感受到其中的平等与尊重。韩毓海相信鲁迅也是有一种深刻的潜在的口吃的。“当我沉默着的时候，我觉得充实；我将开口，同时感到空虚。”这便是一个明证。
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是一部从哲学、美学、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“口吃”问题的小说。生来口吃、体弱、性情不定的沟口，未成年时便到金阁寺当了和尚。“我在人生中遇到的第一难题就是美”——金阁寺象征着美，而主人公的口吃，则是“被排斥感”的生理依托。沟口因口吃遭现实社会及女人的轻蔑而痛苦，因发现被美抛弃而焦灼。语言腐蚀着现实，破碎的语言呼应着破碎的现实生活。沟口最后放火烧毁了美的造物金阁，他的口吃能因此而改变吗？《金阁寺》的字里行间，处处充满着日本文化特有的自丑自虐意识，但我认为它所揭示的“本体状态的口吃”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尴尬。小和尚还能活下去吗？我怀疑。
读禅宗公案的时候，我大不敬地把禅师们都看作口吃的人。有僧礼拜雪峰义存禅师，师打五棒，僧曰：“过在甚么处？”师又打五棒。三圣慧然禅师问僧：“近离甚处？”僧便喝，师亦喝，僧又喝，师又喝。药山惟严禅师问僧：“甚处来？”曰：“江西来。”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。僧曰：“某甲粗知去处。”师抛下拄杖，僧无语。这些都是“无法言说的困境”的真实写照。说法，说法，“法”是要“说”的。但到了禅宗这里，“法”却无法说了。天下的口吃者，都投身到禅宗的门下。禅宗大师是一群思想者兼游戏者，以游戏的态度来看待思想所赋予的“口吃”，因此活得自足自在。
这种“自在”在当代却很难拥有。现实对缄默和断裂极不宽容。在各地的方言中，都有形象生动的对口吃者的命名，这些命名充溢着非口吃者对口吃者洋洋自得的欺辱和嘲弄。例如四川方言把口吃的人叫“夹舌子”。“子”字颇有些古风，如孔子、孟子、韩非子的“子”。但“夹舌”二字极具动感，可谓穷形尽相，对口吃的人心灵的戕害是无以复加的。可惜的是，对这样一类“伤害性”的方言却没有几个语言学家去关注。语言的残暴继续显性于当代语境之中。今天的口吃者们，谁能有邓艾对答皇帝时“艾兮艾兮，凤兮凤兮”的幽默呢？
罗伯——格里耶说过：“我永远也走不到彼岸，永远也上升不到‘类’，这也就是说，不存在对自我的‘完整而连贯的表述’，绝对的完整和连贯其实是不可能的。”直面自己思想的矛盾性的时候，操持语言为生的知识人便走向了口吃。口吃的人坚信：几乎所有连贯、完整和宏大的叙述都是虚伪的、空洞的和残忍的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们，看似处于知识界的“话语中心”的位置，都该滔滔不绝地表达，但他们中间却有好些是有点口吃的人。例如谢冕教授和费振刚教授。谢冕教授是诗人，热情膨胀，一不小心就激动起来。一激动，高亢的语言便出现了中断，如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所写的“峰回路转，有亭翼然”。这时，听众们都静静地等待着，分享谢冕内心承受的煎熬。而中文系系主任费振刚教授则是另一种典型，他冷静而安详。他的口吃不是因为激动，而是基于一种春蚕吐丝般的艰辛。听他讲课，我会时时想起蚕嚼桑叶或老牛反刍的形象来。表面上看，谢冕先生和费振刚先生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，但骨子里他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，最重要的一种相似就是对“困难”的自觉意识。这又使我想起曹禺戏剧里常出现的对白来：“做人，难哪！”是的，做人，不容易；作知识人，更不容易；做有良心有个性的知识人，尤其不容易。
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也理解李银河为什么把丈夫的杂文随笔全编命名为《沉默的大多数》。王小波讲过这么一个故事，在云南当知青的时候，知青们买东西时有一种骗当地人的方法：不还价，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，同时把货物抱走。等你数完发现钱不够时，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。终于有一天，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。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，期期艾艾地憋了半天，才说出：“哇！不行啦！思想了！斗私批修啦！”沉默的大多数，只能这样结结巴巴地说话，说着不是他们自己的话。
我依然口吃，但我依然不因口吃而痛苦。在可能的场合，我努力地表达和交流。否则，保持沉默。美国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，无一例外地会说：“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。”
说还是不说，这是一个问题。
怎么说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
